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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辱母傷人致死案刑事法律分析

發布來源:山東文聰律師事務所發布時間:2017-03-27


《南方周末》一篇《刺死辱母者》的新聞報道使得事發山東省聊城市冠縣的于歡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一案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于歡犯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的結果,更是引起了公眾的廣泛質疑。針對社會公眾的疑問,本文試圖對本案的刑事法律適用問題,從法律本身逐一作出分析。給道德與法律一個相對清晰的邊界,讓法律的歸法律,讓道德的歸道德,很多事情或許沒那么復雜。

一、案情回顧

2014年7月,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位于冠縣工業園區)負責人蘇銀霞向趙榮榮借款100萬元,雙方口頭約定月息10%。2016年4月14日16時許,趙榮榮以欠款未還清為由糾集郭彥剛、賀學程、嚴建軍十余人先后到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催要欠款,同日20時左右杜志浩駕車來到該公司,并在公司辦公樓大門外抱廈臺上與其他人一起燒烤飲酒。約21時50分,杜志浩等人來到蘇銀霞和蘇銀霞之子于歡所在辦公樓一樓接待室內催要欠款,并對二人有侮辱言行。22時10分許,冠縣公安局經濟開發區派出所民警接警后達到接待室,詢問情況并到院內進一步了解情況,被告人于歡欲離開接待室被阻止,與杜志浩、郭彥剛、程學賀、嚴建軍等人發生沖突,被告人于歡持尖刀將杜志浩、程學賀、嚴建軍、郭彥剛捅傷,處警民警聞訊后返回接待室,令于歡交出尖刀,將其控制。杜志浩、嚴建軍、郭彥剛、程學賀被送往醫院搶救,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于次日2時許死亡,嚴建軍、郭彥剛傷情構成重傷二級,程學賀傷情構成輕傷二級。

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院已被告人于歡面對眾多討債人的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致一名被害人死亡、二名被害人重傷,一名被害人輕傷,其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同時認定本案系被害人不當方式討債引發,被害人具有過錯,且被告人于歡具有坦白情節,判處被告人于歡犯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權終身。

筆者這里要強調的是,在本案網絡輿論發酵過程中,對案件事實細節描述出現諸多說法,比如死者杜志浩用生殖器蹭蘇銀霞臉頰等,法院判決認定事實未予認定,故不會作為本文對本案進行評析的事實依據,本文僅以一審判決所認定事實為評析基礎。

二、案件爭議焦點

(一)于歡行為的法律定型分析

對于于歡行為的定型,公訴機關和一審法院均認定其主觀上僅具有傷害意圖,因當時情勢等多方面原因實施傷害行為造成他人死亡,應當認定為故意傷害他人致死而非故意殺人,判決對于歡的行為定型分析已經進行過闡述,事實上輿論對此也無多少異議,筆者也同意法院判決,本文在此不再贅述。

(二)于歡的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

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即于歡的行為是否存在違法性的阻卻事由,這是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

我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一般而言,我國正當防衛條款有五個前提條件:第一,有不法侵害行為的存在;第二,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第三,防衛對象只能是不法侵害行為人;第四,防衛意圖是制止不法侵害;第五,防衛不能超過必要限度。接下來,筆者將結合案情,比照以上正當防衛的適用前提條件,對于歡的行為是否適用正當防衛條款進行評析。

1.被害人杜志浩、嚴建軍等人行為法律評價。

第一,被害人嚴建軍等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對蘇銀霞、于歡的非法拘禁犯罪。

嚴建軍等十一人于案發當天下午即2016年4月14日下午16時左右到達案發現場源大工貿公司,向蘇銀霞索要借款,直至案發時間當晚22時。在前后長達6小時的時間里,嚴建軍等人采取派人跟隨、阻攔等方式阻止蘇銀霞、于歡離開案發現場源大工貿公司。期間,杜志浩、嚴建軍等人對蘇銀霞有過辱罵、侮辱等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第三款規定,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處罰。從法律條文而言,本罪并未規定情節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后果才追究刑事責任,非法拘禁罪應當為行為犯,即行為人一旦實施該行為則構成犯罪。在實踐中,因索要借款而債權人阻攔債務人離開特定場所的情形多發,時間或長或短,情節或輕微或惡劣,考慮到公民的法感情接受程度,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對以上情形,如果行為人不具備侮辱、毆打等惡劣情節,也沒有造成被拘禁人的傷亡等惡劣后果,對債權人阻攔債務人離開特定場所的行為一般也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依據是《刑法》第十三條情節嚴重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定為犯罪。

同時最高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第二條中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案中,在未采取惡劣手段,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24小時以上的才予以立案。一般而言,普通人實施非法拘禁的社會危害相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案件社會危害要小,舉重以明輕,普通人未采取惡劣手段,未造成嚴重后果的非法拘禁行為時間未超過24小時的,理應也不能以非法拘禁罪論處。

回到本案中,首先嚴建軍等人,糾集十余涉黑人員(事后嚴建軍等人以涉黑罪名被打擊處罰)向蘇銀霞討債,就應當認定有暴力威脅的內容伴隨討債過程;同時現有證據也可以證實嚴建軍、杜志浩等人對蘇銀霞、于歡有侮辱、恐嚇、辱罵等行為。據此,可認定其行為情節已超出一般債權人討債過程中短時間侵犯債務人人身自由的情形,尤其是伴隨著肆意辱罵、以顯露生殖器等行為進行侮辱的行為,雖然侵犯他人人身自由時間未達到二十四小時,但是也不應當以情節顯著輕微而排除在犯罪圈外,應當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二,被害人杜志浩向蘇銀霞裸露生殖器的行為法律定性。

判決顯示,除被害人外,多名證人也指證被害人杜志浩在非法拘禁蘇銀霞、于歡過程中,向蘇銀霞裸露其生殖器。該事實應當可以認定。法院判決對該事實也予以認可。

對該行為評價可能涉及到兩條罪名,一是《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是《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之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行為人杜志浩向蘇銀霞裸露其生殖器,現有證據不能證實杜志浩對蘇銀霞有身體上的接觸,不宜認定為法律意義上的猥褻行為,但是可認定為侮辱行為,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猥褻行為和侮辱行為只有性質區別,而無輕重之分。對于強制侮辱罪和侮辱罪的區別適用,實踐界和理論界均認為行為人的行為目的是區分二罪的關鍵,強制侮辱罪一般要求行為人實施侮辱行為是為了滿足其淫穢下流欲望,尋求性刺激;而侮辱罪行為中的侮辱行為一般是行為人針對特定對象,以貶損對象人格,名譽為主要目的。在本案中,綜合案件的前因后果和當時實際情況,雖然杜志浩已死亡,但不難得出杜志浩當時向蘇銀霞裸露生殖器的主觀目的不包含滿足其自身性欲的想法,而是意圖對蘇銀霞進行人格貶損,應當認定其具有侮辱行為。

我國侮辱罪設定了情節嚴重為入罪條件,但現有相關司法解釋為對情節嚴重予以明確,但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公然侮辱他人的應當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伍佰元以下罰款。故杜志浩向蘇銀霞裸露生殖器的行為即使不構成侮辱罪,也應當認定為侮辱他人的違法行為。

第三、杜志浩、嚴建軍等人放高利貸,并采取非法手段索取債務的行為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或者綁架罪。

本次案件中,杜志浩等人索要的債務也足以影響社會大眾對當事雙方的觀感。蘇銀霞于2104年4月向杜志浩等人的雇主趙榮榮借款100萬元,約定月息10%,蘇銀霞為此先后支付本息合計184萬元。根據最新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借貸利息超過年息36%就不予支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超過年息36%的利息只是法律上不予支持,但不說明趙榮榮等人索要超過年息36%的利息部分,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月息10%是蘇銀霞和債權人趙榮榮之間平等民事主體的真實的意思表達,形成自然債務,法律從立法上對超過年息36%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只是立法政策和技術上的考慮不予保護,不能認定不存在自然債務,不能認定為非法債務,更不能認定趙榮榮、杜志浩等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像超過訴訟時效的債務不能通過司法途徑求得保護,但絕不意味著債權人收取該部分債務是非法的、不當的。在此前提下,就不存在敲詐勒索或者綁架罪的成立空間。故部分評論認為杜志浩等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有實施敲詐勒索等犯罪行為,是不妥當的。

綜合以上,在案件發生當時,應當認定被害人杜志浩、嚴建軍等人正在實施非法拘禁和侮辱的違法犯罪行為,有不法侵害行為的存在。

2.杜志浩、嚴建軍等人的不法侵害行為是否是正當防衛意義上的不法侵害。

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于歡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雖然當時其人身自由權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辱罵和侮辱,但對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于歡和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利被侵犯的現實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所以于歡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當防衛意義的不法侵害前提。

筆者對一審判決的以上意見不能認同。首先,法律所規定的正當防衛的不法侵害就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對法律所保護法益的侵害,在本案中,于歡及其母親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均是法律所保護的法益,而以上法益在案發之時一直處于被害人的持續的侵害當中,正當防衛所針對的不法侵害不僅僅是對他人生命健康權益的不法侵害,就像我們完全可以對盜竊行為人實施正當防衛一樣;其次,站在社會一般人立場,于歡及其母親面對杜志浩等不法討債人,在前期已受到的非法拘禁、侮辱行為,都伴隨著嚴重暴力威脅在內,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將會因報警而其自身的生命健康權益在接下來會受到侵害,雖然其生命健康權益還未受到現實的危害,但其完全可以認為其生命健康權益面臨現實、緊迫的威脅,此時實施防衛還是針對不法侵害而為;再次,警方雖然到場,但是警方退出第一現場的行為,使得于歡可以認定其和其母親的合法權益受到現實、緊迫的威脅當中;最后,緊迫性不是正當防衛的必要前提條件,這也是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的區別之一。故于歡可以實施正當防衛。

3.行為人于歡主觀上是否具有防衛意圖

從判決告訴我們的案件事實上信息來看,于歡當時持刀捅刺被害人,是緣于警方出警后又退出第一現場,使得于歡認為自己和其母親處于極度危險當中,想要離開現場而遭受到被害人的阻攔。在此情況下,可以得出于歡是想結束自己人身自由被侵犯狀態而不得的情況下,實施了傷人行為,而非是緣于其因母親受辱而報復傷人。其主觀上是具有防衛意圖的。

對于網絡上評論,于歡因被害人侮辱其母親而傷人,筆者認為在此情況下,如果被害人侮辱被告人母親的行為已經結束,被告人因覺母親受辱而被激怒,隨之持刀傷人,反而不能認定為被告人于歡持刀傷人具有防衛意圖,而是報復性傷人,僅能認定為被害人有過錯,而不能認定為具有正當防衛情節。

4.于歡的防衛行為是否超過必要限度

被害人杜志浩等人,非法拘禁蘇銀霞、于歡,其目的在于限制蘇銀霞、于歡人身自由,期間雖然伴隨著辱罵、侮辱等惡劣行為,但畢竟沒有現實對蘇銀霞、于歡生命、健康權益進行侵害,而于歡的刀刺行為導致一人死亡,二人重傷一人輕傷的結果,顯屬于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不具有相當性。

首先,被害人實施的不法侵害指向的是被告人于歡及其母親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而被告人于歡行為最終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權益,從法益的位階上而言,行為人于歡為保護一個相對位階較低的法益,而侵害了一個相對位階較高的法益。

第二,被害人于歡持刀均刺向被害人的胸背部,從其使用的兇器、打擊的部位考察,以及當時所處的環境形勢考察,被告人防衛行為的危險程度已超過制止被害人不法侵害、保護自身法益的合理需要標準。一方面,被害人的不法侵害目的是為要債,采取的手段方式也是限制被告人及其母親的人身自由,貶損被告人及其母親的人格尊嚴,被害人斷不會舍棄自己的健康權益而追求經濟利益,而于歡直接采取了有可能傷及被害人健康權的防衛行為方式,防衛強度過當;第二方面,被害人一方雖人多勢眾,然而警方當時已經達到現場,雖暫時離開第一現場,但只是在屋外,并未遠離,其時,當時雙方的力量對比并未達到完全失衡情形,于歡直接持刀攻擊實屬非必須。

第三,被告人防衛行為所保護的法益已經與其防衛行為最終造成的后果之間失衡。被告人為了保護自己和母親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相對較小的法益,最終造成一死兩重傷一輕傷的嚴重法益被侵害后果,是為造成重大損害。

故綜合以上評析,筆者認為被告人于歡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但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屬于防衛過當。

(三)于歡的行為是否缺乏期待可能

網絡上微信名為一年好景君需記的網友認為,刑法不能期待一個兒子熟視無睹生身母親遭受凌辱,不能其他坐視不管,更不能期待或者強制任何一個人漠視血濃于水的親情,有違人性。

所謂期待可能,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其他適法行為。結合本案案情,首先,被害人對被告人母親凌辱行為在被告人實施傷人行為時已經結束,因為當時警察已經到場,此時,被告人如果因其母親受辱而傷人,不是因為其母親受辱當時不能坐視不管,而是事后報復傷人;其次,被告人于歡所實施的行為超出了防衛制止的必要程度,在其母親并非遭受對方要殺人、傷害、強奸等惡性緊迫威脅之時,我們完全可以期待被告人選擇一種合適適法行為。故對于追究于歡刑事責任缺乏期待可能性的觀點,筆者認為道德感性有余,而法律理性不足。

(四)法院量刑是否適當

一審判決在對于歡的行為定型時,認定于歡行為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其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審判決在對于歡量刑時考慮到被害人對案件的引發具有過錯,同時于歡具有坦白情節,最終量刑為無期徒刑。在不對于歡認定防衛過當的情況下,以上量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通過前文論述,筆者認為于歡的行為屬于防衛過當,依法應當減輕或者免除刑罰。即使減輕處罰也應當在下一檔量刑幅度內處刑,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內進行量刑。至于被害人的過錯這一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在防衛過當中已經作為不法行為予以評價,在量刑過程不予重復考慮,再次予以從輕。

三、本案的啟示意義

在本文的最后,筆者想簡單說一下自己的感想。

第一,沖動不計后果的行為需要刑罰予以處罰,以實現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

第二,法律之內,有天理人情在,法律在立法時已充分考慮到情理的作用。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條款的適用、被害人過錯的量刑考慮原則均是明證。

第三.法院判決對于敏感案件應當加強其說理性。以維護司法權威,提升司法公信。

最后,說一點法律題外話。當今社會是自媒體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到社會公共事件的討論當中,每個人不同的知識認知能力,不同的評判動機,不同的情緒自制能力,不同的邏輯思維方式,不同的信息掌握范圍,會對事件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在自己不擅長的領域,在信息掌握不全面的情況下,為發泄情緒而大發議論,尤其是對法律事件肆意評論,在我國現有國情下,不僅是案件當事人的傷害,更是對我國法治社會進程的傷害,須知感性的情緒不能代替理性的法律,新聞報道不能代替法律事實認定,義憤填膺地攻擊不能代表你在匡扶正義。

作者信息:張曉凱,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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